2011年11月20日

慕容雪村奥斯陆演讲:把野兽关进笼子


推荐前言:这是二十多年来我看过的最让我感动的文字,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能读它。也希望推荐给每一位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必将载入历史,必将载入未来的课本。

2011年8月18日

南风窗: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南风窗》社长陈中,因杂志刊登民国历史的访谈文章《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政治导向错误"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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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www.china-review.com on 8/17/11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唐启华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钟供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钟供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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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3日

资中筠:让年轻人知道真实当代史最重要

从体制内的干部到体制内的研究者,再到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诠释了自由思想和启蒙的价值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通英、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原《美国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已出版的随笔集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我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都有人性局限的根基在里头。没有一批无私的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不会有道德感召力;犹如没有一批“不自由毋宁死”的铮铮勇 者,自由主义不会有道德美感一样。但如果只靠这两种人,这两个“主义”只能供“思想家”把玩而已。它们能成得了那么大气候,都是因为迎合了人性的不完美。 社会主义者做不到人人无私,自由主义者难道能做到人人自强?但是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一点,就是让人们能够按自己的权衡做出选择,这就是“共同底线”了。

秦晖先生,1953年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1966年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四中,成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员。1969年初中毕业 后,要求插队,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会处、属于百色地区的田林县,一待9年多。1978年考上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专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后扩及古代经济史和中外比较经济史。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写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天平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耕耘者 言》、《问题与主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与夫人金雁合着)、《传统十论》、《变革之道》等着作。1990年代以降, 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改革论争,率先提出“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力陈专制分家和民主分家之不同。晚近从“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角度,左右 开弓,为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寻求出路。

此一访谈于2008年6月28日在北京进行,由陈宜中提问。录音由刘佳旻整理,再由陈宜中编辑、校对。最后,由秦晖先生修订、确认。

江平:中国法治十年反思

这些年来,中国的法治有危险存在。但应该看到,中国的法治就像我们常说的,它也是有前进、有倒退,在前进中存在着倒退,或者说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关系。所以总的对中国的法治的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定的政策引导下,法律出现倒退的情况。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改革三十年以来,中国进行改革的目标有四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谈谈过去10年里法治领域内的一些变化和问题。

孙立平: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孙立平 社会学家

症结就在于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

10月3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孙立平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将发展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吸收进去,因此剩下能够分配的非常有限。这个“黑洞”有多大,据他估算,2009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财政收入约11万5千亿元,占了GDP的三分之一。

吴敬琏: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事实上,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而非市场化改革。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 D 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 .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

作者:曹长青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 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 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后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么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1991年8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

胡适:容忍“异己”是雅量 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作者:胡适
选自:《容忍与自由》
本文写于1948年


2011年6月20日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 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 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

——“红色思潮”之前的平等探究之一

公平、平等的话题,古已有之,也是红色思潮的起源,作为口号很激动人心,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其实够复杂的,假如简单理解为以暴力手段或者说强制手段劫富济贫、均贫富,那只是个土匪逻辑。以这样的逻辑运作现代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要讲美国二战后的“红色思潮”,就要从“平等”话题说起。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相对欧洲要幸运很多,就是它没有非常普遍尖锐的社会冲突。

一个农业社会,关键是农民要有地。自古以来,全世界农民的理想生活,曾经都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看上去要求不高,其实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许多国家的农民都无法得到这样的单纯幸福,因为没有地。当然,租佃是一种正常方式,可是租金要合理。欧洲土地常常集中在贵族手中,租赁也并不都是合理的,甚至有过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也就是有农奴这一说。

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2011年6月13日

内幕惨不忍睹:伊利被这样掏空

来自财经网的消息:6月13日是伊利股份“10送10”的除权日,上午伊利突然放量跌停。有消息 说,大跌原因来自署名为伊利原董事长助理张三林的举报信:称潘刚妻子及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并称潘刚与内蒙 古原区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外逃)联手非法获得伊利股权。

6月13日是伊利股份“10送10”的除权日,上午伊利突然放量跌停。有消息说,大跌原因来自署名为伊利原董事长助理张三林的举报信:称潘刚妻子及 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并称潘刚与内蒙古原区党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已外逃)联手非法获得伊利股权。

2011年6月9日

2011年5月26日

BBC:大家谈中国:悖论十题

来源:BBC中文网

新华门

公务员到底为谁服务引发网民热议

一、屁股决定脑袋

中国的公务员是个人人向往的职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待遇高。为什么高?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和外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公务员待遇是由政府也就是公务员自己决定的。为了不亏待自己,他们还制定了许许多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每当和体制内的朋友在一起说到这些,他们都会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此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好端端的人怎么就变得这么不讲道理了?屁股决定脑袋,这就是很多老外看不懂咱中国人的地方。